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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消弭冲突爆发的风险(处理冲突和危机的重要手段是)

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消弭冲突爆发的风险(处理冲突和危机的重要手段是)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郑青亭 北京报道 2月24日,桥水创始人瑞·达利欧在一场活动上分享了他在过去几年观察到的三大影响周期的重要因素。他说,这些因素在他有生之年从未发生过,但如今已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并造成了重大影响。

近些年来,达利欧一直致力于研究历史周期与变化规律,希望以更宏大的视角剖析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以提供一些应对变化世界的原则。在2022年的开年之际,达利欧在中国出版了《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我发现,有很多让我惊讶的事,是在我有生之年未曾发生,但在历史上却多次发生的。如果不了解历史上发生的事,我们就会遭遇问题。”他说,通过研究大萧条期间发生的事情,他得以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并在危机期间投资收获颇丰,顺利度过了危机。

达利欧分享的第一大因素是大量债务的创造以及大量的印钞。这种情况最初发生在2008年,而现在的规模要大得多。央行在希望采取刺激措施时,会降低利率,通过每次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给予人们货币、信贷和购买力。

他指出,央行的印钞行为制造大量债务,债务创造购买力,并创造还债义务。同时,这也创造了大量的金融资产。因为一个人的债务是另一个人的资产,所以要么人们在债务偿付时得到硬通货,要么央行会印钞,人们得到贬值的货币。

“在2020年,这种情况的规模近几十年来没有先例。上一段类似的时期,还要回溯到1930—1945年。也正是这个原因,促使我去研究过去500年的周期。”达利欧说。

达利欧谈到的第二大因素与第一大因素相关,那就是,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政治鸿沟出现,特别是在欧美。在他看来,当存在资本市场周期时,就会发生这样的周期。

“在资本市场丰富的情况下,个人有很大的机会。我曾经生活在‘美国梦’中。其他国家的人生活在其他‘梦’中。我们心中涌现想法,我们获得财务资源来追求这些想法,并让自己富有创造性。这会在一段时间内提高人的生活水平。”达利欧说。

他指出,资本市场的发展使那些有积蓄资本的人能把资本借给别人,让别人好好利用,投入生产性用途,并在一段时间内提高生活水平。但问题是,存在财富分配不均问题。有的人赚得多,有的人赚得少。社会条件也造成了机会不平等。例如,富人的孩子比穷人的孩子有更好的机会。

在他看来,由此造成的大周期就是,债务越来越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当周期达到一个临界点,即债务达到上限,贫富差距达到上限时,形势就会变得更加艰难,局面就会变得很紧张。

达利欧指出,第三大因素是大国崛起对已有大国和已有世界秩序的挑战。“这是自然和常见的现象。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我看到这种情况在周期中反复发生。随着中国发展、改善、变强大,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健康,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情况的出现。”

“自从我1984年到中国以来,我有幸参与并目睹了中国的发展:人均收入增长了26倍,预期寿命增加了10年,贫困率从88%下降到低于1%。这些都是非凡的成就,也预示着中国挑战已有大国的新时期正在拉开序幕。”他说。

他认为,中国如今是在很多方面的实力都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的国家,而且中国的增长速度意味着它会变得更强大。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所以,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中国的体量将是美国的两倍。这将预示着国际实力格局的巨大变迁,并带来深远的影响。

达利欧展示了一张公元1500年以来各个帝国兴衰演变的曲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到,中国是公元1500年前后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此后,中国的地位相对下降,并在1840年左右衰落。但接着,中国经历了一场极其强劲的崛起,这场崛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研究并探查了这些大国兴衰背后的原因,这些原因几乎始终是相同的,这也意味着其中蕴含着一些永恒普适的规律,知晓这些规律对于我们具有重大意义。”他说。

他把每个国家的兴衰周期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上升阶段、顶部阶段和下跌阶段:

上升阶段是国家建设的繁荣时期,通常在一个新秩序建立之后到来,而新秩序通常出现在战争之后。在这一阶段,国家根基强大,因为债务水平相对较低,国民的财富差距、价值观差距和政治鸿沟相对较小,人们有效地合作,创造繁荣。教育和基础设施良好。领导者强大而有能力。世界秩序和平有序,由一个或多个主导性的世界大国引导。

随后是顶部阶段。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放纵,表现为高负债,财富、价值观差距和政治鸿沟巨大,教育和基础设施的质量下降,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的民众之间存在冲突,由于扩张过度的帝国受到新兴竞争对手的挑战,国家之间发生争斗。

最后是下跌阶段。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争斗和重组的时期。争斗和重组导致在新的内部和外部秩序建立的过程中,出现冲突和变化。这为下一个秩序、下一段新的繁荣建设时期奠定基础。

“当所有这些因素——债务、内战和革命、国外战争以及人们对货币失去信心——一起发生时,世界秩序通常就即将变化。当持有这个衰落帝国的储备货币和债券的人失去信心,出售这些货币和债券时,标志着这个大周期结束。”

在达利欧看来,大周期的发生通常始于某个新秩序,要么是内战导致某一方掌权,出现国内新秩序,要么是国际战争导致国际体系变化,出现新的世界秩序。1945年,新的世界秩序建立,美国作为赢得二战的主导国,塑造了新的世界秩序。1949年,中国出现了新的国内秩序。

“看清楚周期以及我们在周期中所处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当三大因素结合在一起,当一个大国崛起挑战已有大国时,自然就会出现竞争和冲突。在一国国内,当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和金融问题时,就会出现冲突。具体会发生什么,完全取决于个体的行为。”

但达利欧强调,最重要的力量是另外两种显而易见的力量:一种是自然现象(第四个因素),以流行病、干旱和洪水形式出现的自然现象,对环境、预期寿命和其他因素,会产生无比重大的影响。另一种力量是人的创造力,这是比前四个因素加在一起都更加重要的因素。

综上所述,达利欧认为,必须仔细思考自身在周期中所处的位置,全社会也需要认真思考社会应当如何运行,并由此认识到人类合作的必要性,“因为归根到底,精诚合作,保持效率和创新性,不让冲突妨碍和破坏合作,是最重要的事”。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存在着丰富的资源,民众也拥有强大的能力来创造美好的生活。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爆发冲突的风险,这一风险真实存在,但如果我们能够精诚合作,我们就有机会消弭这一风险,并为全人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达利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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